訪談一開始，便從經典故事談起，也彷彿翻開一道通往回憶的入口。立體書藝術家鄭星慧分享，小時候家人經常從租書店帶漫畫回家，日系漫畫與卡通，成為她最早接觸故事與圖像的方式。
真正開始動手創作，則是在國中時期。當時的導師正好是美術老師，帶著學生製作半立體作品，也讓她第一次發現，平面的圖像可以透過切割、摺疊與組合，延伸出不同的觀看方式。
高中曾暫時離開美術領域，直到大學進入多媒體設計科系，她才重新學習數位軟體與影像創作；研究所期間，又將重心拉回平面設計與插畫。
從漫畫、數位設計、插畫，再到後來的立體書與紙雕，她看似不斷轉換媒材，核心卻始終圍繞著同一件事：故事還能用什麼方式被閱讀？
「創造有趣的閱讀方式」，正是鄭星慧為自己的創作所下的註解。
對她而言，閱讀不必只發生在平整的紙面上。它可以藏在一道門後，沿著一節節車廂展開，亦或是在紙張被拉起、翻動與穿越的過程中，逐漸顯露出完整的故事。
從旅行開始，看見圖像背後的世界
鄭星慧的創作靈感來自閱讀、電影、音樂，也來自日常生活與旅行。
大學畢業後，她靠自己存錢第一次出國，目的地是倫敦。走出地鐵站時，迎面出現一座高聳的哥德式建築，過去只存在於漫畫、電影與電玩裡的場景，忽然真實地站在眼前。
「你會覺得，原本只在電玩或電影裡看到的東西，活生生地出現在面前，而且它不是假的，它真的就在那裡。」童年接觸的故事多半以西方世界為背景，成年後第一次旅行又正好來到歐洲，兩者交疊，也讓建築、街道與異地場景長期進入她的作品。
色彩也與環境有關。她喜歡豐富卻彼此協調的顏色，尤其著迷於歐洲插畫裡帶著灰度的配色。她觀察到，熱帶地區的作品往往更加鮮明，北歐則偏向冷冽、清淡，連一個地方的氣候，都可能悄悄留在創作者的畫面裡。
談起這類視覺經驗，她也提到丹麥插畫家 Kay Nielsen。冷調色彩、雪景與童話式構圖，讓她注意到地域與創作者視覺語言之間的關係。
從《東方快車謀殺案》出發，讓閱讀不只停留在紙面
研究所期間，鄭星慧曾以《東方快車謀殺案》為靈感，將故事轉化成立體書，讓讀者隨著紙張結構，一節一節進入火車車廂。
作品展出後獲得不少關注，也有人詢問出版與募資的可能。但因為始終無法取得原作版權，原先的計畫只好停下來。
有人問她：「那你要不要自己寫一個故事？」於是，她花了一年重新寫了一個間諜故事，再把它放回原先設計好的火車結構中。另一件作品《兩扇門》同樣獲得比預期更熱烈的回應，甚至進行二刷。
立體書吸引人的地方，不只在於故事，而是閱讀者真正參與了作品。當一道門被打開、一節車廂被展開，閱讀已經不單單是翻頁的行為，更像是實際走入故事之中。
但立體書也有非常現實的一面。書籍尺寸、紙張開數、裝訂與手工，都會直接反映在成本上。腦中的畫面是否能真正變成一本可以被製作、被翻閱的書，本身也是創作必須面對的課題。
當「立體書」成為標籤，她開始尋找下一種創作方式
立體書讓鄭星慧被更多人看見，參與《台灣地圖立體書》等合作後，市場逐漸認識她處理紙藝機關與立體結構的能力，找她「做紙工」的人愈來愈多，真正邀請她畫插畫、寫故事的人卻變少了。
「我自己本身很喜歡的還是畫畫跟寫故事。可是做著做著，就變成大家都來找我做立體書。」擅長的技術成為辨識度，也慢慢形成標籤。她並不是不喜歡原本的創作，而是感覺自己卡住了。
「我不是不喜歡原本的畫風，而是原本的畫風讓我卡住了。我會覺得，一直畫這個，好像也沒有辦法往前走。」這也讓她開始重新思考，既然熟悉的媒材仍然是紙，喜歡的又是圖像與故事，是否能換一種方式重新組合？
紙雕，便是在這個時候出現。原本她只是想把紙雕發展成線上課程，沒想到宣傳出去後，反而有音樂人主動聯繫，希望將紙雕運用在專輯設計中，也意外開啟另一段創作經驗。
當紙雕走進音樂，把看不見的聲音轉成畫面
「我那時候其實完全沒有想到，紙雕可以跨到唱片這件事情。」
從立體書走向紙雕，再意外進入唱片設計，鄭星慧的創作也因此展開另一條路徑。她曾以《即興貳拾壹 CADENZA 21’》入圍第 66 屆葛萊美獎最佳唱片包裝，紙雕也從原本為突破創作瓶頸而發展的新媒材，逐漸成為外界辨識她作品的重要視覺語言。
真正進入專輯設計之後，鄭星慧才發現，唱片和童書的思考方式完全不同。考方式完全不同。
「專輯設計比較偏平面設計，所以很吃概念。你如果放太多插畫的創作方式，他們有時候會覺得太童書、太插畫。」因此，她開始在插畫、紙雕與平面設計之間找新的平衡。
曾有一張集合十多種傳統樂器的演奏專輯，委託方希望視覺不要「太中國風」。她最後將樂器幾何化，再從中原一路延伸到草原的樂器分布找到線索，將原本沒有明確故事的音樂，轉化成一趟視覺旅程。
「因為我很習慣畫圖的時候，希望有一個故事性在上面。」到了《對話與融合》，她更直接以十五層紙雕，將東方與西方轉化成兩位少女，讓觀看者隨著紙張層次，從一端慢慢走向另一端。
「它其實也是一趟旅行。」
另一張《春城小唱》，則讓她從地方建築中的拱門找到入口。封面透過門洞看見海面與夕陽，內頁再將十二首歌曲做成一本小型紙雕書。歌詞像斑駁的城牆排列，中央的拱門可以被拉起，讀者像是穿過一道門，進入歌曲裡的地方生活與歷史。
從火車、門到紙雕，鄭星慧始終習慣先找到一個具體畫面，再慢慢讓故事長出來。
《相愛》最早浮現的是兩個人講電話時的背影；《兩扇門》先出現的是門；火車作品則先有車廂。她不一定從故事的第一頁開始，而是先抓住那個最清楚的畫面，再往前後延伸。
與其說是單純把故事畫出來，她的創作行為，更像是在替每個故事尋找適合它的閱讀動作。
從 Dominique Ehrhard 到 Charlotte Gastaut，看見紙張更多可能
談起自己欣賞的創作者，鄭星慧首先提到法國立體書藝術家 Dominique Ehrhard。
他的作品經常以建築、博物館與設計物件為題，透過紙張重新安排觀看者與空間的關係。對鄭星慧而言，立體書真正迷人的地方，從來不只是「打開會跳出東西」，而是紙張怎麼站起來、觀看順序如何改變，以及翻到另一面之後，畫面又如何繼續成立。
另一位則是法國插畫家、紙雕藝術家 Charlotte Gastaut。
鄭星慧買下的第一本紙雕書，就是 Charlotte Gastaut 的作品。全書僅使用深藍、白與近似金色的色彩，卻透過層層紙張與構圖形成強烈的視覺效果。
「我第一次看的時候，覺得整個構圖上的設計非常厲害。那個畫面的視覺震撼感，我覺得很感動。」紙雕並不是只處理一張圖的正面。每一次切割，都可能同時影響前景、背景與下一頁。從這些創作者身上，她看到的也不只是技術，而是紙張本身如何成為敘事的一部分。
下一個故事，寫給自己
下一階段，鄭星慧想重新回到自己的故事。
大約從二〇一九年開始，她心裡一直放著一個關於兩代女性的創作構想。故事受到母親啟發，但她特別說，那並不是一本單純「寫給媽媽」的作品。
「我是要寫給我自己。」這個念頭放了好幾年，直到最近，她才逐漸覺得自己準備好了。
媒材仍未確定。她想過紙雕、攝影，也因為母親家族過去與布料產業有關，考慮過刺繡。她希望最後仍保有一本書的形式，卻能帶進更強烈的手工質地。
同時，她也開始思考從創作者走向「製作人」，甚至嘗試自行出版。這意味著除了故事與圖像，也要面對印製、資金、庫存與物流。她笑著說，這大概是在學習「當資本家」。
從漫畫、插畫、立體書到紙雕與唱片設計，鄭星慧始終很難替自己的創作下一個單一的定義。
有時是一頁紙，有時是一本立體書，有時又是一張可以被打開的唱片。形式不斷改變，但她最初提出的問題並沒有消失：故事還能怎麼被閱讀？
當一道門被打開、紙張一層層展開，閱讀也不再只停留在頁面上，而是成為一段可以走進去的空間。
藝術家簡介
鄭星慧 Star Cheng
英國倫敦 Kingston University 平面設計系插畫組碩士，擅長紙雕、立體結構、平面設計與插畫，創作以故事為基礎，透過紙張、圖像與結構探索不同的敘事方式。
《東方快車謀殺案立體書》與《兩扇門》曾入圍英國 WIA 世界插畫獎，並曾於英國倫敦設計週展出；《兩扇門》另獲文創之星影視音出版與數位內容類創意團隊組第二名。2024 年以《即興貳拾壹 CADENZA 21’》入圍第 66 屆葛萊美獎最佳唱片包裝，近年持續將紙雕與立體書的創作語言延伸至唱片裝幀與跨領域設計。
